当今社会人们比较浮躁，学术研究同样也如此。徽文化中一些似是而非的说法流行甚广。部分学者对徽文化存有“盲从”的社会心态，并以对徽文化过度解读为荣，导致徽文化研究成果含有牵强附会、夸大其辞之嫌。具体表现：
1．徽文化的成就大多是脱离了原籍徽州，迁入外地并且融入当地定居的老徽州人及其后人创造的，严格来讲，他们中多数人既出生成长在迁入地、又受迁入地的教育而成才，与大山环绕的徽州本土基本无关。他们之所以还保持着与原籍徽州间的联系,主要是宗族观念和地域观念在起作用。另外，由于在当时的户籍制度下，籍贯不能随便更改，也使得他们的后裔长期保持徽州原籍不变。朱君毅《中国历代人物之地理的分布》一文中指出：如有一人，生长在缺乏教育机会之穷乡僻壤中，虽为天才，亦难免湮没无闻。反之，如有一人，生长于文化之中心，并得继续享受完美之教育，虽属中资，亦可成为出类之人。但是，部分学者忽视或混淆了徽州本土人创造的文化与迁居外地徽州人创造的文化关系，误导世人以为这些成绩好似全都来源于徽州本土。苏州大学历史学系吴建华教授在《明清苏州徽州进士数量和分布的比较》一文中指出：苏州主要依靠本地的进士赢得科举人才之乡的盛名，而徽州科举人才声望总挂着外迁的徽州人进士。徽州士子寄籍在外，得风气之先，用功攻读，不负众望，蟾宫折桂，独占鳌头的几率比在闭塞的本土山区高得多。寄籍或久迁他乡的徽州士子考中状元、进士的人数多，成为徽州科举人才的一大特色。这一点在清代发展至极点，也是徽州进士等科举人才分布的显著特点，与苏州进士等科举人才分布差别最大的地方。
2．在进行徽文化与不同地域文化对比时，往往将寄籍在外的徽州人取得的成绩和徽州本土人取得的成绩合计，与其他地域本土人取得的成绩进行对比，由于两者口径不一，可比性要大打折扣。以科举时代考中状元的人数为例。1997版《安徽省志•教育志》载，清•顺治三年（1646）至光绪三年（1877），前后230年，科举考试98榜，安徽本籍出了9名文状元，其中太湖、休宁县各2名。《安徽通史•清史卷》与记载相同。但是，今徽州人考证，清代休宁县出了13个状元（其中本籍2人，寄籍12人），比安徽全省还多出4人。若按休宁县状元人数口径统计，清代状元可能全部出自安徽；也可以说徽州科举时代没有一个状元，因为徽州居民祖籍多为中原（注：寄籍，指长期离开本籍，居住外地，附于外地的籍贯）。部分学者追捧的“全国第一状元县——休宁”的第一个文状元竟是南宋宁国府人吴潜。关于吴潜的身世，就一句话，“宋休宁县城玉堂巷人，寄籍宁国。”并言明《宋史》有传。《宋史》（列传第一百七十七）《吴潜》载，吴潜，字毅夫，宣州宁国人。吴潜之父吴柔胜。《宋史》（列传第一百五十九）《吴柔胜》载，吴柔胜，字胜之，宣州人。找不出吴潜是休宁人的任何依据。朱熹，徽州婺源人，《宋史》倒是记载得明明白白。做学问做到这一地步，不能令让人佩服其胆量和勇气。一些学者不加分析或有意识加以助推，造成的混乱将为后世学者所厌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