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外贸大港，市舶司雇有专业译员，位于西城的蕃坊及中外居民杂处的扶胥港还有不少民间翻译。这些翻译不可能个个正派，欺负外商语言不通，虚报价格，买卖双方两头吃的劣迹并不少见。一旦外商之间出现诉讼，地方官不得不依赖翻译提供的证词断案，翻译甚至接受利害关系人的请托，提供伪证，为此，。《宋刑统》还有惩罚翻译伪证行为的特别条款，可见当年的翻译界确实有点乱。
宋代学者陈郁所著的《藏一话腴》一书记载了一个案例，广府有两个外商因债务纠纷闹上公堂，翻译收了欠债人的好处，胆大包天，居然跟地方官说，听原告的意思，不是因债务纠纷才上公堂，而是因天气久旱，愿自焚献祭，向老天祈雨，地方官难辨真相，居然命令皂吏把告状的外商推出去烧了，以完其心愿。陈郁感叹说：“生死之机，发于译者之口。”
这样的事在今天看来匪夷所思，但在一千多年前，士大夫学外语，做低微匠人做的事，简直是“自甘堕落”。据史料记载，北宋名臣余靖出使契丹时，在诗句里夹了几句契丹词汇，大汗十分高兴。按说，余靖这么做，本来是好事，结果回朝后被御史参了一本，说他大失朝廷体面，余靖因此被贬到地方上当官去了。你说说，这叫什么事？
不过，愿意啃硬骨头的官员也还是有的。南宋名臣向子諲在广州任职期间，就曾自学外语，以便公正断案。他命人找来朝廷培养皇家翻译使用的蕃书《千文》以及其他几种外语教材，自己一一看完。此后，他向蕃商发布的命令告示以外文书写，外商因纠纷闹上公堂，翻译一看判官老爷懂外语，不敢再随便糊弄，诸外商欢欣鼓舞，向子諲“清明之声，播于海外”。
不过，像向子諲这样放下身段，为断案苦学外语的士大夫并不多见。据史料记载，当时还有一些地方官，虽然自己没有学外语，但清正廉明，对译者的证词往往一再核查，绝不轻信。这样的做法也使无良翻译收敛不少。但细看史料，我们就得承认，将翻译视为低微工匠、读书人以学外语为耻的观念，才是其真正的病根，这不得不让人在钦佩这些“不走寻常路”的地方官的同时，难免又发出遗憾的叹息了。（注：本文参考了《两宋时期的翻译活动》等资料。）（采写/王月华图/fotoe）[ 位置： 首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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